Dennis Prager登林斯普拉格是洛山机电台谈天节目的主持人，三年前的十二月十五日，他在华尔街日报上写了一篇在美国极为少见，却又非常坦诚天真的文章“The Sin of Forgiveness”：「饶恕的罪恶」。他说：「当着三位被无故枪杀的少女尸体尚未寒冷时，肯塔基州西泊多卡高中基督团契的学生就宣布『麦可，我们原谅你』。十四岁的麦可卡纳尔就是这次冷血的屠杀者。像这样自动立刻的原谅屠杀者的举动，并不出人意料之外。过去的世代基督徒的中心教条就是去原谅任何人，不管他的罪孽对他人造成多大的伤害，也不管他是否忏悔。这样的教义等于以阴险的手段毁坏美国文明的道德根基，因为这教条把与道德无关的概念推广到不论你伤害到任何人，人人都得原谅你。这学说也毁坏了基督教只有神才能赐予宽恕的道德中心概念。甚至神所赐的宽恕也是基于犯罪者向被害者忏悔后才能得到。当然耶稣向神要求饶恕那些把他钉在十字架上的人们，但是耶稣从来没有要求神去饶恕那些杀害无辜的罪犯。也许他知道没有任何人在道德上有力去饶恕那些伤害他人的罪人。如果我们对我们自己所做的行为不经过悔改，就自动的去饶恕，那还要悔改吗？事实上，如果我们去饶恕那些对他人造成伤害的任何人，那还需要神饶恕我们的罪孽吗？」
Roger Kimball洛基金伯尔是美国保守主义“The New Criterion”新标准杂志的总编辑，今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他在华尔街日报上写了一篇绝妙的奇文“In Defense of Hypocrisy”「为虚伪辩护」。他说：「当我还在大学求学时，那时盛传一位德国哲学家Max Scheler马克席洛的故事，席洛是以考察伦理著名的思想家，就如他的名著《人在宇宙中的地位》。他同时也是一位精力充沛的玩弄女性者。有一次一位崇拜他的人为他的行为烦恼，就质问他，为什么他的写作是如此的高尚充满提升道德情操的内容，然而他的私生活却如此的矛盾龃龉？席洛的回答带有启发性，他说：『指向波斯顿的路标并不一定到那里』。事实上席洛是为虚伪辩护，他的意思是说，他把他的理想很清楚的写出来，远比他腐坏的私生活更为重要。对一个高贵者的失败行为而言，虚伪成为必不可少的要素。Lu Rochefoucauld拉?卢棋福卡尔有句有名的评语：「虚伪是邪恶向美德的赞美」。这句警语曾经一而再的被引用，然而一般而言，我想都被错误的解释，这句警语的意义，依新闻业者的用语，应当是『最响亮的讲道者，也许是最不能信任的人』。但是我想说拉?卢棋福卡尔的原意是暗示：『虚伪就是盲目的承认美德与完善』。」
再过不到一个月，二十世纪就要进入历史，当人们以期待的心情迎接未来不可知的新的千禧年时，回顾自己所走过的道路，就会发现，在过去的这一千年中，在人类发展历史上确实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当欧洲由中世纪神性宗教控制的黑暗世纪中苏醒时，文艺复兴把欧洲的文明带回古希脉罗马的理性人性的境界。数学、天文、哲学、艺术、科学由宗教的严密的控制中解放出来，欧洲文明因此而绽放出灿烂的光辉，为全球人类的生活提供了多彩多姿的物质享受，然而植根于宗教的道德观念却是虚情假意的产物，更有甚者，由于这种宗教的道德观，欧洲的文明把全人类带入几次全球性的大灾害中，西班牙的天主教可以用宗教的理由毁灭整个南美洲的印卡文明，北美的欧洲移民可以用同样的文化上的差异结合种族歧视的传统，赶尽杀绝北美的印地安原住民，欧洲文明所标榜的人权、自由、民主，原来的含义是仅至于欧洲人的范围，所以当初欧洲菁英所组成的美国联邦政府，可以堂而皇之的在宪法上清楚的写上「人人生而平等」，却可以公开的进行奴隶制度。这就是「最响亮的讲道者，也许是最不能信任的人」。也是「对一个高贵者的失败行为而言，虚伪成为必不可少的要素」的最佳说明。欧洲文明产生的最大灾祸可以归之于世界第一次及第二次大战。第一次世界大战是欧洲国家间为争夺殖民地引起。第二次世界大战是欧洲国家间为不同的理想：专制独裁，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资本主义等的争战，而导火线就是欧洲国家间宗教及种族歧视而引起。欧洲文化上产生的这种宗教道德观及种族偏见一直遗传到今天，也为将来的世界隐藏了灾难的种子。最显明的例子我们可以由哈佛大学国策研究所Sanuel P. Huntington撤穆尔亨丁顿教授写的一篇文章中窥其真貌。一九九三年六月六日纽约时报转载了这篇文章，“The Coming clash of Civilizations or, the West Against the Rest”「未来文化的冲突，西方对抗全世界」，这篇文章一开始就定下结论，他说：「世界的政治正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在这阶段中冲突的来源不是不同的主义，也不是经济利益。不同的文化把人类分成不同的族群，而这也将是冲突的主要原因，全球政治上的冲突将发生在不同文化组成的国家之间，而文化上的冲突将主导全球的政治」。
当悬挂在纽约时报广场宣告新千禧年来临的彩球，正吸引千千万万美国人的注视；当美国在这世纪末的九０年代，正为国内创造前所未有的繁华富强，并为未来的灿烂前景准备狂欢庆祝时，各地的报章杂志传播媒体不约而同风起云涌的为过去的世代试图作个总结论，于是各种各类的刊物更大张旗鼓的从各方面各个角度，分析、讨论、争辩、报导各自的见解。这些结论大多数都是赞扬歌颂欧洲的文化创造了人类文明空前的进步及成就。譬如十二月十六日华尔街日报社论版波斯顿大学国际关系教授戴维法兰肯David Frankin写了一篇＜中国怎样失去了全球首席的地位＞“How China Lost Its Spot A top The World”他说：「当时钟由十二月三十一日午夜迈入公元二千年时，我们不仅仅是由一年进入新的一年，也是由一个世纪进入另一个新世纪，同时也是由千禧年进入另一个新千禧年。然而新的一月一日与昨天将是同样的情形。那就是：在世界上独立的国家中，美国将继续领导全球。美国是现在世界的原动力，将继续的领导去改变这个世界。然而过去的一千年发生了什么变化？如果我们把日历翻回公元一千年，我们会发现那时居于世界最高领导首席地位的是中国的宋朝（九六０－一二七九）。其它的古代文化都已衰败势微，只有中国不仅仅生存，并且繁盛兴隆。宋朝的中国为经济的革新驱动，成为时代的先驱。商业及都市化膨勃的发展，新的农业产品，活字版的印刷术，航海的指南针，纸币火药的发明，都遥遥领先欧洲几百年。中国在一千年前是当时最进步最繁荣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也自觉在他四周所接触到的文化中最文明最富有的国家。虽然宋朝的中国有许许多多的成就可以作为当时的榜样，然而中国认为四邻比自己落后，并不希望去建立密切的关系。因此一千年后最明显的差别，就是那时世界的霸主中国宋朝并不企望去改变世界，而今日世界的霸主美国却有强烈的企图去改变世界。一千年前杰出的中国文化只浸淫在自我的发展并致力保持自己的地位。这政策使这古代的国家成为有史以来享有最长期发展的文明，然而也由于这孤立主义让中国在十九世纪与现代文明接触时崩溃失败。与此正好相反，第二个千禧年结束时的霸主（美国）扬弃了孤立主义，成为向外发展的国家，美国号召世界上的国家跟随他去改造世界。千年前的霸主（宋朝）是处在静止的状态，公元二千年的霸主是动态的。在未来的千年（公元三千年）我们将会知道那一种政策更正确。」
而此处所述的有关学问系统的讨论，还可能涉及中西学问最根本的分歧。换句话说，从学问的传统而言，中国人的首出是对生命的关切，总是以实践为优先来界定学问的性格。反之，西方人以希腊传统为根芽，首出的是对客观存有的思考，因而总是以 being 为优先，并以 being 来决定 becoming，而中国人的思考，既以实践为优先，必然就是以 becoming 来决定 being。长年来我亦思索着牟宗三先生与康德哲学的歧见，到头来也是落在这个议题上，当然，一般说传统的中国人，或中国文化不善于做抽象的思考，其结果同样也是落于此同一议题之上。但是，就算说中国人不善于做抽象思考，并不表示中国人的思考不合乎抽象的逻辑，或不合于理性。这正是「阴阳五行」这一类综合的理性，模拟归纳的法则所突显的意义，因此，我确实希望它的真实功用能被哲学地澄清并阐示出来。
，一字长蛇阵读经法适合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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