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康:是,你看两个自杀,一个是梁漱溟本人的父亲梁济的自杀,在积水潭自杀,而且他自杀说得很清楚,他不是徇清,他要守住他幼年所学的那个为本位的那种知识,那就是孔孟之道啊,四书五经嘛。1927年王国维自杀,那就是神州赤县数千年未有的巨劫奇变,劫尽变穷,这个时候为这种文化所化的那些知识人,不可能不感到痛苦,而且不可能不由同命而共进。这两个人的自杀应该,从人的个体生命来看,那可以说到了一种极限了,好像西方的历史上还没有人为文化而自杀的。
从此,原本专心向佛的梁漱溟挺身而出,进入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儒家困境。千里之外,刚刚返国的马一浮也将辛苦习得的西学锁进抽屉;熊十力脱掉戎装,走向书案。时代大潮中,他们成了孤独的逆行者。
亡国族者常先自亡其文化,抗战爆发以后,面对民族危亡、礼崩乐坏的局面,新儒家三圣心怀忧愤地走出书斋、走出心斋,他们不约而同地选择了教育,试图以教育作为复兴儒家文化、挽救道德人心的最后的搏击;他们立书院、传经典,在暗夜里点亮传统的明灯,将一腔真情倾注在中华文化的存亡绝续上。
后来马先生就说,你干脆别翻译了,直接用英语和八位教授侃侃而谈,妙意叠出,而且碰到西方的哲学的某些问题的时候,直接用拉丁语说,八位英国教授惊愕不已啊。所以你像这样的风范,一个精通七国语言,而且长期在好几个国家游学、游历,而且回国以后做了很多的文、史、哲的这种西学的著作的翻译的人,最后全力以赴沉潜到中国的本位的文化的学问中间来,信心如此的坚定,这本身是一个很值得思考的问题。因为,你绝对不可以去怀疑像马先生、梁先生、熊先生他们的智商。
其实不管是否顺应时代,三圣一直坚持写作,体证,觉悟。他们与喧嚣政治绝缘,执着于探索人性的深度,希望儒家思想能在世人需要的时候“为有源头活水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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